这篇文章来源于对三个数字的疑问。

    第一个数字是1573年—1582年，即明万历初年到万历十年，明帝国太仓库的岁收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0万两白银。中国历史上的那十年，是属于张居正的时代，通过这十年的努力，明帝国积累了大量财富，开销了后期万历三大征的巨额军事费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推迟了明帝国经济崩溃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

    第二个数字是1639年到1644年，即明崇祯十二年到崇祯十七年，明帝国的三饷加派达到了岁2100多万两白银。对外需要防御满洲铁骑的入侵，对内需要镇压农民义军的叛乱，帝国采取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不但没有平息战乱，反而将良善百姓逼到了流寇一边。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农民义军最终也攻进了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

    而第三个数字是1661年到1673年，即清康熙初年到康熙十三年。其时，三藩所在地（云贵、广东、福建）粮饷达到了岁2000万两。给清政府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当时评价为“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可见清康熙初年岁收入至少超过2000万两。

    分开来看，这三个数字尚属正常。但联系起来看，这三个数字就大大的有问题了。为什么清康熙年间的税收能够这么多又没有引起农民起义呢？更何况，清康熙年间的生产力是远远不如明万历，甚至明崇祯年间的。

    明清交替，不是和平演变，而是数十年的全国大动乱。明末内外交困，国家疲敝不堪。在外，首先是万历三大征耗尽国力，接着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不久明军大败于萨尔浒，进而失去辽东，辽西告急，靠着袁崇焕好不容易守住了宁远城，女真人又五次绕过山海关进犯，骚扰内地。辽饷军费开支巨大，国库长期空虚无力应付。在内，天灾人祸，连绵不绝，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帝国全力以赴进行了十多年的剿寇，还是不能阻止流寇的壮大，最终明帝国也亡于流寇之手。继而清兵入关，大清也没功夫闲着，一方面驱逐大顺，一方面角力南明，又是多年征战，方得来一个貌似稳定的国内政局，可惜生息养民没多久，康熙年间三藩又乱，清帝国不得不出兵平复。

    从万历末年到康熙年间，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大明和大清作战、大明和大顺作战、大清与大顺作战、大清和南明作战，战乱狂潮影响到了中国每一个地方。这数十年的动荡不安，导致人口和耕地的大量减少。

    从经济眼光来看，失去的耕地和人口就意味着国家收入的骤减，以及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

    万历中期，其耕地和人口差不多达到了明帝国历史最高峰，而这个数值，直到清雍正乾隆年间才得以恢复。所以，对于以田赋为主要收入的明清两代来说，国家收入自然当以万历为最多，崇祯次之，而顺治、康熙更次之。

    明万历初年岁收入400万两就可为后世所称颂，明崇祯三饷岁2000万两就叫做耗尽国力，以至亡国，可为什么在人口和耕地大量减少后的清康熙年间，岁收入远超2000万两却没有引起任何暴动，民众似乎还在安享太平呢？

    本文试图通过史料来解释这些疑问，主要就明清税收结构、收入和开支之不同处展开论述。

    主要参考书目是梁方仲之《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黄仁宇之《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