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歌声平息菲利浦五世的精神错乱，因此在菲利浦五世期间独揽音乐大权）后，西班牙就成了意大利的殖民地。最出色的西班牙音乐家换上了意大利人的名字，成为罗马的圣咏队指挥，如泰拉德拉斯（Terradellas）；或是成为那不勒斯音乐学院的教授，如阿弗萨（Avossa）；最后，他们把意大利主义带进其他欧洲国家，如马尔蒂尼·索勒（Martíny Soler）。

甚至欧洲北部国家也受到意大利入侵的影响；在俄国，我们发现如鲁皮、萨尔蒂（Sarti）、帕伊谢洛（Paisiello）、奇马罗萨（Cimarosa）确立自己的地位，创建学校、音乐学院和歌剧院。

这样一个艺术辐射到全欧洲的国家被欧洲人视为音乐的圣地是很容易理解的。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是各国音乐家的朝圣地。许多人在游记里记录下了他们的感受：署名的有孟德斯鸠、议长查尔斯·德·布西罗斯、皮埃尔—让格罗斯雷·德·特鲁瓦衣；还有科学家拉郎德、歌德、西班牙诗人唐·来昂德罗·德·摩拉丁等等。此类人物的游记里面有很多妙趣横生又深刻细致的观察。其中最令人好奇的或许是英国人查尔斯·伯尼的作品，他凭借持久的耐心乘小马车穿行欧洲，为他的巨作《音乐史》收集必要的素材。尽管他的艺术品味是明显的意大利式的，但他却诚实而公正。他很幸运，与他那个时代主要的音乐家有私人交情：在意大利，他同约莫利、加鲁皮、皮西尼、马尔蒂尼神父及萨马蒂尼有交情；在德国，他认识格鲁克、哈塞、基恩伯格（Kirnberger）及K. P. E. 巴赫；在法国，他认识格雷特里、卢梭及当时的哲学家。他为这些人作的一些描绘是他们现存的最形象生动的写照。

接下去，让我们追循一下十八世纪中叶到意大利朝圣的伯尼和其他声名显赫的旅行者的足迹。

几乎刚一进入意大利，他们就被淹没了整个国家的音乐激情控制住了。平民中的这种激情与上层社会中的激情一样炽热。

“小提琴、乐器演奏大师和歌声使我们在街上驻足”，高叶尔修道院长于1763年写到。“在公共场所可以听到鞋匠、铁匠、细木工匠演唱分几个声部的咏叹调，其准确性和品味应归功于本性及长期聆听演奏家演奏的习惯。”

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商人与工匠在礼拜日和节庆日联合组成各种各样的圣歌演唱协会。他们常常一起在乡间漫步，分三声部演唱歌曲。

在威尼斯，“如果两个人一起挽臂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