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您认识到我是别西卜，是魔鬼之王！”

他享受了一辈子的自由。他讨厌一切束缚，躲避所有的官方任命，所以我们讲不出多少他给皇室千金当家庭教师的事；那些重要的宫廷乐职和丰厚的俸禄即使在他归化为英国公民之后也从没降临到他身上，而是授与了平庸的作曲家。他根本不屑于参与这等事情；谈到他的英国同事时，他会带着蔑视讥笑挖苦。除了音乐外，他所受教育不多，所以他瞧不起学院派和学院派音乐家。他不是牛津大学博士，虽然这个学衔被授与了他。据说他为此这样抱怨：“真是活见鬼！难道非要我花钱去跟这帮白痴一般见识吗？这辈子休想！”

后来在都柏林，有一张布告称他为“亨德尔博士”。他对出此错误很恼火，马上请人在节目单上作了订正，改为“亨德尔先生”。

他虽然对名誉远远没有做到不屑一顾（比如他在自己的遗嘱里用很长篇幅谈到将在西敏寺举行的自己的葬礼，并认真限定了树立自己的墓碑所花费的开销），但对于评论家的意见他肯定是没有好感的。马特松（Matthewson）从他那儿怎么也弄不来写他的传记所需要的材料。他那卢梭一般的举止使那些奉承者恨他恨得心里直痒痒。那些总爱纠缠艺术家、令其厌烦但又不敢言的上层人士对亨德尔总与他们保持距离的傲慢和不圆通态度忿恨有加。1719年，陆军元帅弗莱明伯爵给亨德尔的一名学生德·舒伦堡小姐写信道：

“小姐！我一直希望同亨德尔先生讲话，并很想代表您向他表示一点敬意，但至今没有机会。我说出您的芳名，想诱使他光临我的府邸，但他不是不在家就是生病。我觉得他真是疯得不轻；考虑到我同时是个音乐家，他也不该这样待我呀……我很自豪能成为您最忠实的奴仆之一，小姐，您这位最讨他喜欢的他的学生；并愿意将这一切告诉您，好使您反过来给您的老师上几课。”

1741年，一封匿名信寄到伦敦的《每日邮报》，谈到“许多有地位有影响的绅士”对亨德尔对待他们的态度“公开表示不满”。

除了把自己的一部歌剧《拉达米斯托》（Radamisto）题献给英王乔治一世之外（而这也是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做的），他从来都反对在富人庇护之下作曲这种屈辱但获利的习俗。只是到了贫病交加、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才下决心举行一场“义演”音乐会；如他所说，这是“时髦的变相要饭”。

从1720年到1759年他逝世为止，他一直没完没了地同社会发生冲突。同吕利一样，他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