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白折扇，立刻夺过

来要替他写。那朋友双膝跪下。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

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人为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

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有奇句夺

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

遽别，此一法也。”又要惊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稳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妾妇之道。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了去。”诗人之写诗，纯粹出

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可是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的警告我们作文的

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道

自己是例外的旷世奇才。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

（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

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逼急了，开个方子，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

杀。现在的知识分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

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的一种，我在这里

不打算多说了。

退一步想，专门描写生活困难吧。固然，大家都抱怨着这日子不容易过，可是你一味的

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比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为

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吧。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

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吧。抛开二者的文

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