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不想去佛罗里达。她想去东田纳西走亲戚，于是抓紧每个机会让巴里改变主意。巴里和她住在一起，是她的独生子，正挨着桌子坐在椅子边上，俯身读着报纸上橘红版面的体育专栏。“看看这儿，巴里，”她说，“看看这儿，读读这个，”她站起来，一只手放在干瘦的屁股上，另一只手把报纸在巴里的秃头上晃得哗啦作响，“这儿有个自称‘不和谐分子’的人从监狱里逃出来了，正往佛罗里达去呢，你读这儿，看他对那些人做了什么好事。你快读读。我才不会带着我的孩子去罪犯出没的地方呢。要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巴里头都不抬地继续看报，于是她扭头去找孩子妈，这位年轻女人穿着便裤，脸蛋像卷心菜一样，宽宽的透着天真，头上还扎着块绿色的头巾，头顶系了个结，像兔耳朵似的。她正坐在沙发上，从罐子里挖杏酱来喂宝宝。“孩子们以前去过佛罗里达了，”老太太说，“你们应该带他们去去其他地方，让他们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长点见识。他们从没去过东田纳西呢。”

孩子妈充耳不闻，但是八岁的约翰·韦斯利说：“你要是不想去佛罗里达，干吗不在家里待着？”他戴着眼镜，身子结实，正和小妹妹琼·斯塔坐在地上读滑稽小报。

“她可不高兴待在家里，哪怕让她当女王，也不愿意待一天。”琼·斯塔一头黄毛，头也不抬。

“是啊，要是那家伙，那个不和谐分子，抓住了你们怎么办？”老太太问。

“我会打烂他的脸。”约翰·韦斯利说。

“给她一百万她也不会待在家里，”琼·斯塔说，“她就怕错过了什么。我们去哪儿她都要跟着。”

“好吧。小姐，”老太太说，“下次你想要我帮你卷头发的时候可得记着你说过的话。”

琼·斯塔说她的头发是天然卷。

第二天早晨，老太太第一个坐上了车，准备出发。她把硕大的黑色旅行袋放在角落里，看起来像只河马的脑袋，底下的篮子里还藏着她的猫——皮迪·西恩。她可不想让猫独自在家待上三天，猫会想死她的，她还担心猫会碰开煤气，不小心窒息而死。她儿子巴里当然不愿意带着一只猫住旅馆。

她坐在后排中间，两边是约翰·韦斯利和琼·斯塔。巴里和孩子妈带着小宝宝坐在前排，早晨八点四十五分从亚特兰大出发，汽车的里程表显示55890。老太太把数字记下来了，因为觉得回来的时候能知道他们开了多少路很有趣。二十分钟以后他们驶入市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