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学界探讨西方“贵族精神”者渐多。在西方，“贵族精神”是有专指性的——第一须是有贵族身份的人；第二在国家义务方面是恪守责无旁贷的人；第三在言行方面是能遵循贵族教养的人。

而在当时的中国，“贵族精神”每被反解为“精神贵族”；“精神贵族”又每被狭释为“文化贵族”，而一个被视为“文化贵族”的人，对于民间则必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会是一个讨厌的人。

在西方，贵族人物是否具有贵族精神，主要以第二条而论，第三条属于小节，并不求全责备。

在中国，被学界奉为“精神贵族”的古代人物，大抵是文人（严格地说是诗人），如李白、陶渊明、“竹林七贤”。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乃因——在大多数封建历史时期，大多数的未入仕的文人，实际生活境遇并不太好。最低的时期，地位排在娼的后边，仅在丐的前边。所以，古代的中国文人从不曾有过什么贵族精神，想要为国效力，通常也不受待见，一厢情愿而已，便只能在文化上自标清流，在言行上特立独行，以证明精神上的高蹈。

李白是有点儿“文化贵族”范儿的，因为他一度曾像西方的贵族一样，获得着皇家的恩赐的“津贴”。

俄法战争中，两国都阵亡了许多贵族人物及其子弟；“一战”中，俄德两国的军中贵族子弟也牺牲多多；“二战”中，苏、英两国的前线指挥官中，贵族人物也不少。英军中多于苏军中。本应苏军中更多的，但战前被杀者众，剩下的反而少于英军了。

中国文人阶层，总体上缺少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历练，阳刚之气只能体现于诗文，也就从基因上难有西方所言的“贵族精神”。

据史家言，春秋时，各国贵族阶级都以执戈披甲为荣，视冲锋陷阵为勇，尚勇成风。

那算不算“贵族精神”呢？

窃以为，即使算，也与西方的贵族精神不是一个概念。

在《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伯爵因战前患病，身体虚弱，本是有理由不上前线的，但他坚持带病参战——这是贵族精神的体现；他参加的不是征服战而是国家自卫战。

彼埃尔男爵，因为近视，没被批准入伍。但他寻找到了一支枪，在法军进入莫斯科后，打算进行一个人的抵抗战争。他甚至有机会瞄准了拿破仑，可一枪毙其命。却没扣扳机，感到了暗杀者的羞耻——这也是贵族精神的体现。

法军大败，许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