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粱在这一堆厚实的文件中，翻找到了有关林雨生的那几张笔录，内容如下：

问：姓名？

答：林雨生。

问：认识冯馨予女士吗？

答：认识。

问：你和她什么关系？

答：朋友。

问：什么性质的朋友？

答：男女朋友。

问：你们认识多久了？

答：大概两年了吧。

问：如何认识的？

答：她买过我的画。

问：你是画家？

答：不出名的小画家。

问：因为买画而结缘？

答：没错。

问：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有些大吧。

答：无可奉告。

问：哼。九月二号的晚上，你人在哪里？都做了什么？

答：是在调查我的不正常证明吗？

问：请回答问题。

答：我在家里画画。

问：有人能够证明吗？

答：应该是没有。等等！我的邻居应该可以为我证明。

问：他的联系方式你知道吗？

答：当然。

问：写在纸上。

答：好。

抛开程式化的内容，这份笔录其实没有多少实际的东西。在看完有关林雨生的笔录后，黄粱抬头望向顾北，问道：“他的不在场证明被证实了吗？”

“嗯，被证实了。”

“成立？”

“基本成立。”

“基本成立？”黄粱皱着眉头说道，“也就说还是存在作案的可能性？”

“你的话很业余，亏你还在警队干过几年。”顾北讥讽的说道，“绝大多数的不在场证明都存在瑕疵。林雨生的邻居在案发当晚的所见所闻，大体上可以为林雨生作证。”

“你能把这位邻居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吗？我想和他谈谈。”黄粱说。

“不相信我们的工作？”

黄粱摇了摇头：“当然不是，只是想亲耳听他说说而已。”

冷哼了一声，顾北撕下来一张便签，在上面写下了几行字。

把便签递给黄粱后，她问：“看完了吗？”

“差不多。”黄粱把案件卷宗还给了她。

“滚。”

“得令。”

黄粱灰溜溜的‘滚’出了顾北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