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康有为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变法措施：

一、取消旗人特权，让其自谋生计。这一下子，全体旗人算是被得罪了。

二、废除八股，令各书院一律改为学西学的学堂。这一下子，所有之前一直在学八股的文人们算是被得罪了。

三、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这一下子，把大多数官员得罪了。

四、大规模裁减绿营兵。这一下子，算是把一批“军人”（这帮人本身也不配叫军人）给得罪了。

康有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确都对国家有利，但他太着急了。变法刚开始，他的这些建议就把读书人、“军人”、官员、贵族全给得罪了。换句话说，除了坚定的维新派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得罪光了，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

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

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

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

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

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