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弄些杂项学问。这一切都标志着甘子明和向文成风度相“悖”，学问也有“朝野”之分。可两个人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友谊基础还不局限于他们的风度相悖，和他们学问的朝野之分，他们的友谊还有着更深远的因由。笨花村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证明了他们的志同道合，这场官司使他们变得不可分离了。

甘子明在北京念政法学堂时，正值一九一九年。那年五月，北京十多所高校学生为抗议政府屈辱卖国的“二十一条”，联合起来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直至火烧赵家楼……一场势不可挡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很快就遍及中华大地，这一切都鼓动着甘子明。他先是一封又一封地给向文成写信，诉说着他的耳濡目染和他不平静的心情。身在笨花的向文成也把一封封书信寄往北京，向甘子明倾诉兆州一班人对这场运动的热望。再后来向文成竟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和佟家清算那四十亩官地的事。他写道：近日，既然北京之事态发展给了国人以希望，解决笨花事想也为时不远矣。但最终，事在人为。人为，莫非此事要落到你我之辈肩上？

向文成用个问号结束此信，其实是对甘子明的试探。谁知甘子明接信后却立刻决定放弃北京的学业，毅然回到笨花。不久，在向文成和甘子明的带领下，笨花一班村人就将佟法年告上公堂。甘子明凭借他学习的法律专业，将状纸书写得情绪激昂，字字珠玑。他写道：现，吾国帝制结束，共和兴起。共和莫过于扬公抑私。然，在我笨花，公被私侵吞、践踏由来已久。我祖上为兴办教育集资购置的校田四十亩，常年被佟姓无理据为己有。村民早有收回之意，但投诉无门。今，共和已现，新文化运动又如火如荼。想正是我笨花村民收回官地的大好时机。收回官地，也是笨花三百余户、两千五百余丁口的共同心愿。官地不收回，我笨花村一切进步事业举步艰难。万望县署诸大人明察公断。

然而甘子明书写的状纸呈上后，却如石沉大海。原来这时的兆州政权阴错阳差已辗转落入晋军阎锡山之手。阎政权考虑的只是维护晋军在河北的既得利益，并无心思去理会笨花之区区小事。官司被搁置。向文成和甘子明一不做二不休，又递上第二次第三次状纸。笨花一班村民也群情激愤，他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请愿团，久住城内，每日到县署静坐，等待县长升堂审案。这一干人借住在向家的利农粪厂，每日起火做饭，一切花销都由向家支付。为此向文成还曾乞求母亲同艾解囊相助，同艾两次共拿出大洋二百元。官司从炎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