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其如此，一旦现存的秩序及其价值威胁生命之时，生存的欲望、本能、潜意识就可能成为对于时代的诅咒，对于一切传统、权威和秩序的颠覆。因此，对于一种革命的伦理而言，生命主义是前提性的、基本的——它对传统、秩序和权威的颠覆并不起源于对另一个秩序和权威的膜拜，而是来源于生命本身及其需求的尊重。“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small>[5]</small>

生命主义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方面。《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探索表明他试图将这种生命主义转化为一种政治的思考。如果只是在生命主义的意义上考察《阿Q正传》中直觉、本能和死亡恐惧，我们很难将这篇小说与对辛亥革命的总结这一政治/历史课题联系起来。在死亡恐惧的震撼下，阿Q体会到了身体之外的痛楚，但那声“救命”终于没有说出来——革命与救命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连带的。这就是革命是要人活的意思。生命主义是一种契机，它以非历史的方式展示历史关系、以非政治的方式提示新政治得以发生的基础、前提和可能性。即便在鲁迅晚年运用阶级论和社会科学的观点分析社会与政治时，他也没有抛弃这一质朴的生命主义，恰恰相反，通过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的思想，他将一种生命主义的思考与他的政治观连接起来了——革命是意识到死之后才能产生的关于活与如何活的思考与行动。在《阿Q正传》中，存在于阿Q生命中的上述契机蕴含着能量，但即便在死亡恐惧之下，阿Q也没有“说出”他本能地将要说出的“救命”来。在阿Q生命中的这些瞬间与“呐喊”之间仍然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只能通过一个能够让外部条件与内在动力同时共振的能量来加以填补。我把这个能量称之为“生命主义的政治化”。夸张一点说，这是鲁迅在小说中试图探索但并未完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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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2] 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8页。

[3]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4]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同上，第47页。

[5] 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