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想要大米给大米，想要面粉给面粉。同时工地上开始做饭，每天随便吃。

哪怕是随便吃，这些成年人还是不舍得吃，他们宁愿把做好的饭菜带回家，也不愿意自己混个肚儿圆。

于是内阁再次做出决定，工地上的饭菜不准带回家。

这一下不得了，华人们拼命吃，很多人甚至因为吃得太多不得不送医。

于是内阁又一次下发规定，就餐必须定时定量。

至此，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看上去是不是感觉这些新移民们异常的刁钻滑流？

其实不是，他们只是饿怕了。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自身的认识不足，对于社会保障的不信任，造成华人有非常明显的忧患意识，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深入到骨子里，身在异国他乡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有统计表明，华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储蓄的民族。

对于华人农民来说，不管是丰年还是灾年，总是要在家里储存足够数年食用的粮食那才能感觉到一丝安全，否则感觉上就是朝不保夕。

对于兰芳大公国的华人也是一样。

其实很多人家中已经有了不少存粮，要小麦不要面粉，就是因为相对于面粉，小麦更加便于储存。

虽然家中有粮，但人们还是感觉远远不够，于是存粮食的小口袋换成大口袋，一口袋变成两口袋，再变成三口袋、四口袋……

华人们就像是过冬的松鼠，拼命在洞穴里储存更多的物资，以应对寒冷的冬天。

这些粮食的待遇比人高得多，它们被放置在最好的房间内，下不着地以防潮，上不见天以防止被雨淋，哪怕是人睡在院子里，也要保证粮食有完美的存储。

这是千百年以来老祖宗传下来对抗天灾人祸的经验，任何人都无法扭转，除非有一天，农民家里的粮食无处存放，每年增加的粮食远远超过消耗的粮食，这才能让农民主动减少家中的存粮。

在以工代赈的同时，为新移民分配土地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在兰芳大公国成立之前，婆罗洲的土地大多掌握在黄博涵等种植园主的手中，荷兰殖民政府为了更好的控制婆罗洲经济，强制要求发展种植园，实行“强迫种植制度”，迫使农民用最好的土地种植殖民政府指定的农作物，主要是咖啡、甘蔗、茶、烟草、胡椒等，并规定这类作物的种植面积至少占耕地总面积的1/5以上，当然实际上的比例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