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是，我提心吊胆的日常生活目前没有开始的迹象。社会陷入了一种内乱，好象人们不去考虑“明天”，竟比战争期间还要甚。

借给我大学制服的老校友从军队回来了，我把东西归还给了他。于是，我一时陷入了错觉，以为自己摆脱了回忆乃至过去，自由了。

妹妹死了。当我知道自己同时是一个可以流泪的人后，得到了浅薄的安心。园子和某个男人见了面订了婚。我妹妹死后不久，她结婚了。我这时的感觉好比是肩头的担子落了地。我一蹦三跳地自己对着自己乐。“这不是她甩了我，而是我甩了她的必然结果。”我不无自负。

我爱把命运对我的驱使牵强地作为自身意志或理性的胜利。这一积年的恶习已经发展成疯狂的妄自尊大。被我叫做“理性”的特点中，似乎有一种不道德的感觉，有一种飘忽不定的偶然使假皇帝得意登基似的感觉。这个驴一样的假皇帝，连愚蠢专制可能导致的复仇结果也不能预知。

我在暧昧、乐天的心情下，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泛泛的法律学习、机械的走读、机械的返家……我什么都不听，什么也都不听我。我学会了年轻僧侣那老于世故的微笑。我感觉不出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我忘了，好象忘记了。我那天然自然的自杀——在战争中死去——的希望不是早已被斩断了吗？

真正的痛苦是徐徐到来的。它恰似肺结核，待自觉症状出现时，病则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一天，我站在新书日益增多的书店的书架前，抽出了一本装订粗糙的译作。是一个法国作家的饶舌的随笔集。偶然翻开一页，一行文字烙印似地射入眼中。可是，一股不快的不安涌上心头，我合上书放回书架。

第二天早上，突然间想起，于是，我在去学校的路上，顺道走入那家离学校正门不远的书店，买下了昨天的书。民法课刚开讲，我就立即悄悄取出它，放在展开的笔记本旁，开始寻找那一行。正是那一行给了我比昨日更加鲜明的不安。

“……女人力量的大小，惟独取决于其惩罚恋人的不幸的能力的程度。”

我在大学结识了一个亲密的朋友。他是某家老字号点心铺掌柜的儿子。乍看上去，像个老实巴交勤奋好学的学生，可他对于人对于人生所流露出的“哼哼”式的感触以及他那与我十分相似的虚弱的体格唤起了我的共鸣。我出于自我保护和虚张声势，学会了同样的玩世不恭。比起我来，他似乎在这一点上更加具有不伴随危险的自信。这自信心来自何处呢？我想。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