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明是典型的傻人有傻福，毕业后分回老家的粮食局，干了一年多，实在忍受不了行政机关水裆尿裤的办事风格，再加上领导一直看他不顺眼，说某人上学时煽动过学潮，政治上有问题。说得某人恨炸胸膛，一怒之下写了长达万言的辞职报告，从政治体制抨击起，一直抨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公粮制度，最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到了他们科长每天占着茅坑长达半小时的事。

在报告的结尾，陈启明庄严地发表声明：“我觉得辞职首先是个良心问题，其次还是个智商问题，粮食局这个破地方，只有白痴才能待得下去。”他们科长本来还打算假惺惺地挽留他一下，一看到这句话，差点气炸了头盖骨，颤抖着四肢签了“同意”二字，这样陈启明就成了粮食局最早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

叛逆者于一九九三年五月三十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年他二十二岁，三十多小时的旅程，他一直都不大清醒，想象中的深圳就像天堂，鲜花铺地、美酒盈樽、走路都会踢到金子。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跟科长见面的情景：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豪华座驾的车窗，亲切地对他们科长说：“科长，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那辆自行车是他们科长花九百元买的，对之视若己出，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龙头下擦洗一遍，亮得像许大马棒的盒子炮。

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欲仙欲死：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叫嚷着、冲撞着，像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漩涡，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

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向每个人伸出双手；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哀求：“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吧。”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一九九三年的最后一天，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我没什么本事，也不想吃苦，唯一的选择就是嫁给黄芸芸。”

那天他们辩论了很久，正方辩手陈启明坚持物质利益至上，认为村长家的女儿，黄芸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