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如同融化的黄油，铺在泰坦尼克号的主甲板上，但大衣还是必不可少的；空气中的阵阵轻寒仿佛是微弱的电击，然而福特尔——他仍然不戴帽子——却发现它很令人振奋。梅尔裹在黑色的水獭皮大衣里，想要尽情领略一下早春的好天气，因为横渡过北大西洋以后，天气只会一天比一天冷。

由于纽约号事件，泰坦尼克号的启航被耽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一等舱的乘客被船上的喇叭召集到餐厅里去吃午餐。用喇叭挨个甲板去召集吃午餐是白星航运公可的传统，英国人对此已习以为常；对美国人而言，这喇叭声却如同骑兵集合的号角。

不久之后，D甲板上漂亮的一等舱餐厅里——看起来，那些乘客们已经不在乎他们的衣着是否得体，仍旧穿着上船时的服装，走进这间优雅的大厅里——奏起了《快乐寡妇》的歌剧片断。梅尔提醒她的丈夫不要吃得太多——为了晚餐起见。于是福特尔没有点那些古里古怪的东西，如腌牛舌与鸡冻，只是要了一些英国式的熏得半熟的牛肉。

餐厅里的谈话主要围绕着纽约号事件这一主题，当然还有互相介绍。福特尔夫妇同哈瑞斯夫妇和两位百老汇的最新投资者坐在一起，一位是来自奥马哈的伊梅欧·布兰德斯，百货公司的巨头；一位是约翰·鲍曼，来自纽约的橡胶进口商。这张八人桌的其他两位客人是一对有威严的老夫妇，艾斯德·史朝斯与爱达·史朝斯。

一等舱餐厅里的座位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尽管福特尔明天晚上会成为船长桌子上的客人），不会发生什么不便的情况，除了哈瑞斯夫妇的旅行同伴——福恃尔夫妇——这张桌子前的客人都是犹太人（尽管只有史朝斯夫妇点了一些特殊口味的干净食物）。

“这是一场亲密的对话。”布兰德斯说，指的是纽约号。他是一个态度和霭的敦敦实实的男人，五十岁左右，留着浓密的小胡子，有着健康的胃口。

“我很钦佩史密斯船长避开这场灾难的熟练技术。”鲍曼说，用餐巾碰了碰嘴唇，他是一个瘦长的脸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我同意您的观点，”福特尔说，‘“但是如果他们事先预料到这场灾难，我就会更钦佩他。”

“这是什么意思？”鲍曼问。

“恐怕这是一个理智的暗示，即：没有人能事先预料到这艘庞然大物会做出什么事来。”

“就在不久以前，”史朝斯先生用他柔和的口音说，同时把一杯红葡萄酒送到嘴唇边，“爱达与我还亲历了纽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