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直觉、重复与革命: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第1/5 页)

1.“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

在各种有关《阿Q正传》的评论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其与国民性病症的关系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这篇小说与革命的关系也多是从对这个中心问题的解析中展开的。1980年代,当研究者们开始使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挖掘阿Q的意识、潜意识和本能的时候,阿Q对于“食色”的渴望被突出了,却与革命相隔更加遥远了。在这个时代的阿Q研究与革命文学论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之间也有某些共同点,即对阿Q身上的革命潜能的漠视和忽略。那么,鲁迅所说的阿Q身上潜藏着的趋向革命的基因到底存在于何处呢?

说《阿Q正传》是一篇关于革命的书,也许有点奇怪。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曾经提出过《阿Q正传》的主要企图是要从阿Q身上发掘革命种子,但论述得很抽象,分析的结论几乎是自我否定的。<small>[1]</small>邵荃麟批评说,“这说法确是新颖,然而却未免太主观了。”“他从阿Q身上所发掘的,倒不是什么革命的种子,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奴隶的根性——也即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后来的帝国主义者用血教训出来的奴隶失败主义。”<small>[2]</small>但鲁迅的看法并非如此。在谈及这篇作品从第二章即从“开心话”栏目移入“新文艺”栏目时,他回忆说:“这样的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small>[3]</small>这个解释常常被人提及,但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郑振铎对《阿Q正传》有一个著名的批评,大致两点,一是大团圆的结局,二是阿Q竟然做了革命党。他说:

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small>[4]</small>

郑振铎觉得阿Q就是这么一个好玩、可怜、可恨的人,这个人竟然变成了革命党,最后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有些不可信。因此,他认为阿Q人格上是两个——一个是好玩、可怜、可恨的人,另一个是革命党。

鲁迅很重视郑振铎的批评,但不以为然。1926年12月18日,他在上海《北新》周刊18期上发表《〈阿Q正传〉的成因》,说明作品的来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