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彪西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于1902年4月30日在巴黎的首演标志着法国音乐史上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其重要性只有吕利的《卡德马斯与赫米奥妮》、拉莫的《希波利特与阿莉茜》和格鲁克的《伊菲姬尼在奥利德》的首场公演能与之相比。可以说，它是法国抒情戏剧舞台日历上的三四个喜庆日子之一。

《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的成功要归功于许多因素。有些比较不那么重要，如服装，当然在其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如在所有其他的成功中都有其作用一样）；但它的作用相对不大。有些因素比较重要，源于法国天才人物的固有精神。还有些伦理和美学成分促成了首演的成功。但从最广义的角度讲，促其成功的当首推纯粹音乐上的作用。

****

谈到《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成功中的伦理因素，我愿提醒各位注意一种不仅局限在法国、而且在当今全欧洲的精英人士中都很普遍的思想形态；《佩》剧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形态。梅特林克<small>〔1〕</small>的剧作赖以活动的氛围使人感觉意志消沉、精神颓废、听天由命。他向我们表明：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事件的发生顺序，它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尽管可以高傲地抱有幻想，但我们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是未知和不可抗力量的奴仆；这种天命支配着我们一生中所有悲喜剧的发生。我们被告知，谁也不应对自己的所好所爱——假如他清楚自己的所好所爱的话——负责；人都是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生与死的。

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反映了欧洲贵族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悲观厌世情绪，也被德彪西神奇地移植到音乐中来了。当你触摸到他音乐中的诗意和感官魅力时，这种宿命论也跟着变得诱人和使你陶醉，其精神也像瘟疫似的蔓延开来。全剧的音乐有一种催眠作用，能使你的心灵沉溺在一种耽于感官享乐的听天由命状态。

《佩》剧艺术上成功的原因尤其具有法国特色，它标志着一种既合法、自然，又不可避免的反动。我甚至敢说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法国天才抵制外国艺术、尤其是瓦格纳艺术及其在法国的拙劣代表的一种反动。

难道瓦格纳风格的戏剧对德国天才就十全十美地适合吗？我不这样认为；不过这样一个问题我只好留给德国音乐家去回答了。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有权宣称，瓦格纳的戏剧形态同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在本质上不相容，同他们的艺术趣味，戏剧观和对音乐的感受相抵触。这种形态也许会强加于我们，也许会因其强大天才的凯